浅析秦汉与六朝的茶文化

茶博会　　巴蜀地区是我国茶业和茶文化兴起的地区。2014茶博会人员介绍，随后，茶在长江中下游地区逐渐发展和流传开来。下面我们就来探究一下秦汉与六朝茶文化的发展。　　两汉茶业的发展，首先表现在茶区的扩大上。陆羽《茶经》在汉代茶事中，列举了这样的四桩人与事：“汉，仙人丹丘子、黄山君，司马文园令相如，扬执戟雄。”司马相如和扬雄，是西汉蜀郡成都的二个名士，在茶叶产地上没有什么特殊意义，但丹丘子和黄山君饮茶的故事，就反映这时茶的生产和饮用，由巴蜀经荆楚一直传到长江下游和浙江沿海一带了。据考，丹丘是今浙江宁海县“天台山的支脉”。　　上述传说中的汉代两位“仙人”，他们一寓浙东，一居皖南，都是下江的地仙。关于汉代长江下游已经种茶的资料，还见于清·邵晋涵《尔雅正义》“汉人有阳羡(今江苏宜兴)买茶”，以及明·周高起《洞山OE舨柘怠泛和酢捌艹佘? (宜兴和浙江长兴的界山之一)之阳，课童艺茶”等记载。　　不过，这些都是后来的传说;就是丹丘子、黄山君服茶“轻身换骨”的故事，明代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也早斥之为“谬言误世”。所以，用这些来作为长江下游已经产茶的根据，显然也是有失妥当与没有说服力的。　　(二)三国两晋茶业的发展　　如果说汉代茶的传播主要还只显于荆楚或长江中游的话，那么，三国和两晋时，江南和浙江沿海的我国东部地区，茶叶的饮用和生产也逐渐传播开来了。先说三国的史实。据《三国志·吴书》记载：孙“皓每飨宴，无不竟日。坐席无能否，率以七升为限。……曜素饮酒不过二升，初见礼异时，常为裁减，或密赐茶荈以当酒。”　　孙皓是三国时吴国的末帝，接位前为乌程(今浙江湖州)侯，此内容当记述的是永安三年(260年)以后的事情。因为其接位之初，效法孙权一度曾把京城迁至武昌，以图抗衡和进攻中原，但第二年便迁回建业(今南京)，并渐渐变成为骄纵残忍的一个暴君。韦曜原名韦昭(陈寿写《三国志》时避司马昭讳而改)，字弘嗣，云阳(今江苏丹阳)人，博学善文，皓命之为侍中，领国史;后因不肯按皓意为其父写本纪被诛。上引“密赐茶荈以当酒”的故事，表明三国后期至少在江东吴国的统治阶级中间，已开始流行饮茶。因为孙皓“密赐”，说明宫廷中已备有茶叶供用;二是韦昭能喝下多升茶水，说明他也已经有嗜茶习惯，要不然他当可要求密赐其他汁水来当酒。这里尤值得一提的是，孙皓、韦昭都是地地道道的下江人。　　在三国两晋江浙茶业有较大发展的同时，如东晋裴渊《广州记》所载：“酉平县出皋卢，茗之别名，叶大而涩，南人以为饮”;茶在我国南部沿海也获得了一定的发展。　　在吸收儒家思想的同时，随这一时期道教和佛教在我国的广为传播，孕育中的茶叶文化，也自然地融进了不少道教和佛教的有关思想和文化内容。这一点，我们从陆羽《茶经》 引述的《神异记》 中的“丹丘子赠大茗”的故事，《食忌》关于“苦茶久食羽化”的传说，就可明显看出，这即是两晋时茶叶文化受道教文化影响的反映。至于佛教，《茶经》中也搜录有晋《异苑》剡县陈务妻以茶祀坟获报的故事，《续名僧传》关于武康小山寺释法瑶“饭所饮茶”的记载等等。前者一看即知，宣传的是佛教因果报应思想;这里也清楚看到了佛教和我国茶文化的联结。不过，这里需要补充一句，在晋以前或我国茶叶文化早期阶段上，就佛教和道教对茶叶文化的影响来说，道教的影响可能大些和直接些。因为佛教虽说是西汉后期就传至我国，但其教义的“中国化”，还是后来禅宗兴起以后的事情。关于这一看法，有人可能会引“西汉僧人甘露师”植茶蒙山，来说明佛教与茶的关系比道教更早，其实蒙山茶的传说，现在好似与佛教有关，但开始可能是道教所编或僧道共编的故事，是晋朝以后佛教为和道教争夺肇创茶业的功绩所编织出来的。这等于两教在南北朝编造的《清净法引经》和《老子化胡经》等伪经一样，前者称释迦牟尼的二个弟子：一为儒童菩萨孔子，一为光净菩萨的老子;后者则反过来把释迦说成是老子西出教化出来的弟子。　　所以，关于蒙顶茶系西汉甘露大师(不管此大师是僧是道)手植的传说，纯属是子虚乌有的事情。这时的茶叶文化，除和儒、佛、道有所交融，在精神方面揉进了某些儒、佛、道哲学思想外，在物质文化方面，也较汉以前有了不少提高。　　如汉以前，我们无法知道其时是否有专门的茶具和以茶为礼的情况，王褒《僮约》 “烹荼尽具”、“武阳买茶”二句，前一句古作“#浔钆氩琛保蛔鞑枳骺嗖私猓竺娴木叩比灰? 非指茶具;后一句虽然一般都肯定到武阳去买茶，但是否用来祭神敬客呢?就不敢说了。但是，西晋时，如《世说新语》任育长至石头看到的。　　(三)南北朝的茶业述要 南北朝和东晋一样，我国也处于分裂割据的局面。因为这样，所以南北朝茶业和晋不仅在时间上，而且在实际内容上，也都存在着直接的承继和连续关系。在这一角度上，也可以说南朝茶业纯粹是东晋茶业发展的一种继续。　　最后还应一提的，是以歌颂和描写茶叶内容的茶诗茶赋和地方志中的茶事记载，也渐为文人所关注和重视。 如陆羽《茶经》中所录的王微吟“~--”杂诗，鲍令晖的《香茗赋》，以及《坤元录》、《括地图》、《吴兴记》、《夷陵图经》、《永嘉图经》、《淮阴图经》和《茶陵图经》等有关茶事记载，即是南北朝时我国茶业较前进步发展的很好例证。那么，南北朝时茶业和茶叶文化较前究竟有多少进步和发展呢?很难细说，不过，《洛阳伽蓝记》中关于北魏中大夫杨元慎戏辱南方降臣陈庆之的“驱鬼词”，颇可借喻。《洛阳伽蓝记》称，一天陈庆之得病，求人解治，杨元慎自称能治，庆之也就听凭元慎治疗了。元慎含一口水往庆之身上一喷，嘴里念念有辞说：“吴人之鬼，住居建康，小作冠帽，短制衣裳，自呼阿侬，语则阿傍，菰稗为饭，茗饮作浆，呷啜蒪羹，唼嗍蟹黄，手把豆蔻，口嚼槟榔，乍至中土，思忆本乡，急急速去，还尔丹阳。”庆之听了这番奚落以后，伏在枕头上说，“杨君见辱深矣”。这则故事虽然经文人加工，我们对北魏贵族趣笑南方吴人生活习俗那些尖刻言词的，可以不必去推敲，但对于“茗饮作浆”的吴人的范围，则倒可以去一究。这里提到吴人的地域有二处，一是“住居建康”，另一是“还尔丹阳”，即相当今江苏南京和镇江二市及安徽芜湖和宣州部分的所谓“两吴”之域。但是，这里实际并不是只指“西吴”或整个“三吴”的吴地，从“手把豆蔻，口嚼槟榔”的所指来说，其范围还当包括南越在内的整个三国时“东吴”的地域。这也就是说，在南北朝时，我国饮茶或茶文化的流传区域，即依中原人的估计，大致也达到包括三国时吴的这样一个范围了。